【学党史 强信念 作贡献】天天学党史

峥嵘岁月

强军兴军从古田再出发

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冬日暖阳下，“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大字熠熠生辉。

这8个搪瓷烤制的大字其实是份特殊的“礼物”。1969年11月，它们从福州运到了社下山前的廖氏宗祠。用于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40周年。1929年，在这座四合院式的砖木结构平房里，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

字约3米见方，水泥钢筋为基，立在了廖氏宗祠背后的山坡前。从那以后，“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大字便与会址一起，定格为世人所熟知的红色丰碑。

驻足会址前，90多年来的波澜壮阔卷起万千思绪——永放光芒的古田会议，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

思想建党

一面绣着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英文缩写的旗帜，陈列于古田会议纪念馆。

“这是红军组织入党入团宣誓用的旗帜。”来自古田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介绍，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明确了入党新条件。

“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这些“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就写在古田会议决议里。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过8年多，虽朝气蓬勃，却也面临困难的局面。

怎样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事实上，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六大，并未真正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党的六大确立的党章第一次讲了入党资格，但没有具体的党员标准，也没有涉及思想建设。

破题人是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曾提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更是开宗明义：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决议列出了红四军党内的8种错误观点，逐个论述其具体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这些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中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对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初步形成，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体系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为了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毛泽东不断强调教育党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更开阔的视野提出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问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

政治建军

古田八甲村松荫堂，是古田会议时红四军前委机关和红四军政治部所在。松荫堂一旁的墙壁上，一行大字赫然映入眼帘——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

政治建军原则的确立，正是自古田会议开始。而对于人民军队而言，政治建军意味着什么？

不妨先看看红四军初创时的构成，主要分三部分：一为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及湘东农军，一为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一为湘南郴、耒、永、宜、资五县农民。

“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远不是建军问题的主要内容，更谈不到建军任务的完成。”古田会议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党代表的粟裕，曾在回忆录中说：“人民军队新创建，成分复杂，战斗又频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人民军队，正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是什么？党与军队是什么关系？“是司令部对外还是政治部对外？”当时的红四军内部，有关建军的系列重大问题，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

这一系列问题经古田会议得到了彻底解决。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个三位一体的任务；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重要地位，强调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政治教育。

古田会议决议，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罗荣桓元帅后来评价：“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

1985年，曾经参加过古田会议的陈世榘将军重回古田会议旧址，感慨挥毫：“五十六年一挥间，重返故地到古田。决议指明红军路，新征途上志更坚。”

永放光芒

1929年岁末，大雪后的古田银装素裹。古田会议会场内，代表们生火取暖，地板上留下的炭火印记至今可辨。堆堆火光，温暖的是会场，照亮的是前方。

“会后，决议印发到部队，大家学习，一起贯彻执行，并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了整顿。”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的萧克曾经回忆：“那时，我们都把决议当作党课教材，视为红军法规，也作为检查和衡量工作的标准。不久，部队向武夷山中部及赣南进军，纪律更好了，内部更团结了，战斗力提高了。”

“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实际上是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时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四支队十二大队党代表的赖传珠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部队呈现了一片新的气象。”

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在古田赖坊村协成店的一豆灯火旁，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结尾处描摹革命未来的诗意咏叹，至今令人心潮澎湃：“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思想之光，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紧紧围绕我军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我军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2014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时，对强军兴军作出新的政治擘画，确立了新时代政治建军的方略。

两次会议，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精神相通、主旨相同。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从古田再出发。

如今，走在古田镇的田间地头，当年的红色故事仍然传颂在当地老百姓的口中，也浸润在他们心里。对他们来说，红色记忆不只是纪念馆展板上的文字和图片，更是走向美好生活的不竭动力。（来源：《 人民日报 》）

党史人物

中共第一个提出“初心”概念的人——

董必武：“彻底革心兼革面”的情怀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生于湖北黄安。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

在中共历史上，董必武是第一个提出“初心”概念的人。

1903年五六月间，董必武参加黄安县、黄州府科举考试，中了秀才。同年8月，他在赴武昌参加乡试考举人期间，因路过省巡抚衙门，到门口观望了一下，被守卫诬蔑为“窥探官衙”，遭到一顿殴打，愤而弃考回乡。那次被清朝衙役的毒打，使董必武看清了清朝腐败的真面目。

为了推翻清王朝，1905年春夏间，董必武考入湖北省文普通中学堂，选择了从军的道路。1911年10月13日晚，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董必武的家乡。董必武立刻离开家乡赶赴武汉投入辛亥革命，并参加了汉口刘家庙、三道桥战斗。同年12月，他加入同盟会。但是，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这使满怀希望投身革命的董必武感到失望和悲愤。

为什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成功？董必武陷入深深的思考。此时，董必武结识了对他的人生产生极其重要影响、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的李汉俊。1918年底，李汉俊学成回国后住在上海。那时董必武也在上海，与张国恩共同主持湖北善后公会事宜。李汉俊几乎天天到湖北善后公会与人交谈，热情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并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拿给董必武他们看。董必武听了李汉俊兴高采烈的讲解，认真阅读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最大的变化，就是由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

1919年5月18日，董必武和张国恩以湖北善后公会名义在上海《救国时报》向全国发出通电，称：“现值外交失败，国内和会忽告停顿，致对外益陷穷境，南代表蒸日书面提议八条，本会认为（是）解决时局之惟一方法。北代表犹袒庇卖国贼党，不肯容纳，是岂国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使用“初心”的概念。从表面上看，他的“初心”是维护国家和平，团结起来反对国际强权，最终实现民族独立。然而，这时候他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3月，董必武说：“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从本质上看，他的“初心”就是成立共产党。此后不久，他就回到武汉，创办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一年后，在他的寓所建立了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坚守“初心”，要“联合孙中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在董必武看来，坚守“初心”，就是要像十月革命那样，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军阀政府，建立平等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为此，他最早提出“联合孙中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1921年党的一大期间，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等负责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主要讨论4个方面的问题：一、目前政治状况；二、党的基本任务；三、党章；四、组织问题。在讨论如何对待其他党派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有一些人主张：“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包惠僧、刘仁静等甚至提出：对待孙中山也是如此，因为孙中山也是军阀，对孙中山应同北洋军阀一样看待，不应有任何妥协，党决不能联合孙中山。

董必武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明确指出孙中山与军阀不同，孙中山虽然总是做军事将领的工作，但孙中山不是军阀。他认为，“中国人民为了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重压迫下求得彻底的解放，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孙中山就是他们中间一个最卓越的代表人物。”我们在行动上应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派联合，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军阀就是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的共同敌人，为了打倒当前这个共同敌人，无产阶级应竭尽全力联合其他革命阶级和一切革命力量，实行合作，以便加强自己，扩大革命活动，并利于今后的斗争；因此，对其他革命党派一面在思想上进行批判，一面在行动上实行联合，并不会离开我们党的原则。

董必武的上述意见在写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作了如下概括：“另一些人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而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像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陈潭秋也支持董必武的意见。但大会通过的决议，采纳了包惠僧、刘仁静等的意见而未采纳董必武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董必武的意见虽然被大会否决，但它无疑是正确的。在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这一重要文献还没有传到中国的时候，能够提出与其他党派合作的思想，充分说明他的远见卓识。后来的历史证明，联合一切革命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完全正确的方针和策略，是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

坚守“初心”的核心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董必武强调，坚守“初心”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7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中，董必武对在财经工作中如何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观点作了精辟论述。他指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是为群众服务的，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群众服务的工作。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经济路线、文化路线、组织路线等等，都不能离开群众路线。这就是说不仅搞群众运动的同志做的是群众工作，我们党的一切工作，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同志，都是为群众工作。”

但是，坚持群众路线不等于搞群众运动。1954年，在全国上下热衷于搞群众运动，称赞“运动能很快解决问题”时，董必武指出，运动也“有副作用，应当以依法治国代替运动治国，逐步实现依法治国。过去是搞运动，现在要靠法律”。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董必武再次指出了群众运动的副作用，他说：“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甚至对他们自己创造的表现意志的法律有时也不大尊重。”群众运动会“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董必武认为，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他指出：“没有党的领导，群众利益是不能实现的。党领导群众就是为群众出主意，和群众一道去争取群众的利益。”“像群众长远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群众自身往往是看不见的，必须有党领导，群众才不致走错路。党还要组织群众去为群众利益斗争，不应满足群众的自发性，不要尾巴主义，落在群众后面，只是跟着群众跑。党不领导群众，不组织群众，不去为群众办事或变成尾巴主义，群众是会走向失败的，这完全不符合群众利益。党必须领导群众，群众也必须有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其利益。”

董必武多次强调，国民党是被自己的腐败打倒的，共产党执政了，绝不能沾染国民党的毛病，特别要注意密切联系群众，不使自己走到人民群众的反面去。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曾经在南方局工作过的杨继干曾向邓颖超回忆说：“那时我们伙食费一个月三块法币，毛主席来重庆，看我们成天吃空心菜、胡豆，说我们伙食比延安还差，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当时每个月的开支账都由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角钱报不了账，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还给党中央写了检讨。”解放初期，董必武在农村的一些亲友纷纷写信向他提出安排工作、调动工作等等请求，被他一律回信婉言拒绝。后来，他干脆写了一封通函，打印出来，分别寄给亲人和亲友，对他们事先进行教育。

董必武身居高位，从不自视特殊，而是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注意以身作则，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不徇私情。为此，党中央曾褒奖他——“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

坚守“初心”，根本上要对党忠诚

董必武认为，坚守“初心”，根本上要对党忠诚。早在1915年6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国家的发展“无不由一二先知先觉之士，当位在势，以谋其民族幸福为心，树之典型，播为风气，政府先善，而社会逐渐改良。”也就是先要一个具有大智慧的民族英雄或先进政党，担当起领袖的责任，登高一呼，引为潮流，建设一个为人民谋幸福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带领人民推动社会发展。1920年3月，董必武等人创议建立了私立武汉中学。在办学过程中，他提出以“朴诚勇毅”四个字为校训，“朴”就是朴素，也就是艰苦朴素；“诚”就是忠诚；“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毅力，能够坚持。后来他在解释“朴诚勇毅”的校训时，在后面增加了“干革命”三个字，说他创办这所学校就是为了干革命。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上，由董必武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获得一致通过，由此使凝聚着董必武心血的华北政权建设经验上升为国家意志。

做到对党忠诚，必须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贡献与名利的关系，摆正自己在革命事业中的位置。他曾和孩子们讲：京剧里主帅出来前，都有一些跑龙套的人登场。“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龙套’？你们要学会‘跑龙套’。就是要甘当配角，不要老想着当主帅。”董必武女儿董良翚回忆说：一次，在和爸爸聊天时，发现他茶壶里没水了。董良翚忙拿暖瓶去续水，但一不小心，把水洒在了办公桌上。她忙取来一块布抹擦。这时，董老瞟了一眼抹布，就势说：“我常说我是一块抹布，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见董良翚不以为然，董老又说：“看不起它？你现在不是正用它抹桌子吗？抹布也是有用的哟！”

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忠诚于党和党的事业。1975年3月5日，在他九十虚岁生日之时，写下《九十初度》一诗：“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表达了一个共和国元勋，没有半点居功之心，坚持“彻底革心兼革面”的伟人情怀。

党史撷英

《红岩》的真，历史为证

白公馆、渣滓洞，以江姐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们身陷囹圄，仍与穷途末路的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一本小说《红岩》，将这个残酷又伟大的故事记录下来，传播开来。这本出版于1961年的长篇小说，发行量早已超过1000万册。

“《红岩》之所以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正因为书中的人物、故事和精神均来源于真实的历史。”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说，“重庆解放28天后，在敌人大屠杀时从白公馆越狱脱险的罗广斌不顾身体的伤痛，以顽强的毅力写下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1950年1月中旬，从渣滓洞逃生的刘德彬和罗广斌汇编了《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罗广斌写了《血染白公馆》，刘德彬写了《火烧渣滓洞》。曾被捕囚禁于渣滓洞的杨益言参与了校对文稿。

一次，罗广斌与刘德彬谈天，不知不觉间就说到往事。“下川东被捕20多个党员，如今只剩下我一个。我终身都无法忘记老彭、江姐……”刘德彬回忆起牺牲的战友。“江姐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她的儿子彭云寄养在蒋一苇家中时，陈然经常去看他……”罗广斌接着刘德彬的话茬儿。说着说着，他们又叫来了杨益言。“咱们自己来写点东西，你俩觉得怎么样？”罗广斌说。刘德彬总是忘不了往日的战友，他早就有写作的冲动。杨益言也极力赞同。

三人就到罗家碰头，利用下班时间在一起讨论，整理资料，常常通宵达旦地加班。到1956年秋时，材料已经差不多了，可以集中时间动笔写作了，可找写作的地方很困难。罗广斌将情况向市委汇报后，市委非常支持，给他们找了房子，还批准了半年的创作假，让他们脱产创作。

三人共同讨论确定了作品的主题、人物、材料的详略，然后，根据各自经历分工写作。罗广斌写《挺进报》《小萝卜头》，刘德彬写《江竹筠》《云雾山》《春节联欢》，杨益言写《饮水斗争》。

年底，这本暂定名为《禁锢的世界》的50万字初稿完成。1957年2月19日，《江竹筠》《云雾山》《小萝卜头》等篇目在《重庆团讯》第三期上开始连载。同年7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江姐在狱中》。1958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专门刊载革命回忆录丛书《红旗飘飘》，又发表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这些作品发表后，在社会各界引发极大的反响，也有很多人提出不同的建议和意见。为精益求精，罗广斌、杨益言对全文又进行了多次修改，不再参与写作的刘德彬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素材。经过多次修改后，中国青年出版社通知可以正式出版了。罗广斌立即向重庆市委汇报并请示：书名怎么定？

“对此，重庆市委常委会专门进行了讨论。当时的市委书记任白戈提出：这本书不仅是反映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的狱中斗争，而且是国统区地下党工作的缩影，牺牲的革命烈士是在当年南方局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书名可以考虑用八路军、南方局所在的地名‘红岩’，这是对一段革命历史的体现。”王浩说。

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小说《红岩》后，多地都出现排队买《红岩》的景象。小说还被翻译成日文、英文在全世界发行。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相继问世。快板书、京韵大鼓等各剧种，诗歌、散文、版画等艺术形式，都利用红岩资源进行过二度创作。

“21世纪以来，红岩精神内涵也不断拓展。《红岩》表现出与时代发展的极大关联性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王浩说。（来源：《 人民日报 》）

党史故事

地道里的土电话

电影《地道战》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民兵队长高传宝用竹筒向地道里的民兵下达命令：“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这个竹筒是“喊话筒”，从高处往地道里传递信息主要靠它。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冉庄地道战遗址管委办主任周明慧介绍说：“在地道里面还有一种土电话，民兵将竹节两头绑上猪脬，中间穿上细绳，拉紧，利用绳子振动，就可以交流通话。”

在冉庄村，当年村头的老槐树仍然挺立，树上挂着的那口饱经风雨的老钟，见证了峥嵘岁月里的战斗故事。这里已建成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土电话就收藏在纪念馆里。

在地道里作战，是抗日军民在斗争中摸索出的战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犯华北。大平原上，秋后没有了高粱、玉米等作物形成的“青纱帐”，人们就无处藏身。群众开始在偏僻、低洼的野外和村里挖隐蔽洞。最初的地洞为单口洞，不便于转移，一旦被敌人发现难免遭受损失。后来逐步把单口洞改成双口洞、多口洞，然后又逐步加宽加长，从隐蔽地洞发展成为地道。

随着经验的积累，游击队和民兵开始挖掘“战斗型地道”。各家地道相连，便于机动，又增添了射击孔，用于打击敌人。地道与水井相通，既可通气又可取水排水。冉庄形成了以十字街为中心的4条地道主干线和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支线24条，全长达16公里。如此一来，游击队和民兵就克服了人少武器少的困难，经常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93岁的老民兵李恒彪，参加过地道战。说起当年的事，老英雄记忆犹新：“我们藏在地道拐角处，敌人子弹可不会拐弯。我们瞅住机会就能打他们。”“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地道战让敌人闻风丧胆。

当时冉庄还成立了妇救会，男女老少齐抗战。“雪白的小棉花忙在手里摊哎嗨，缝在棉衣里同志们身发暖，依儿呀呼嗨……”抗战时期，妇女们最爱唱的就是这首支前歌谣，从中可以感受到人们团结一心、抗战到底的决心与意志。

地道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的有效形式，是人民战争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说，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正是依靠人民战争这个重要法宝，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

党史百科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1930年4月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所用的一句形容中国当时革命形势和前途的话。在长期游击斗争中，红四军内一些人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产生了怀疑，林彪便向毛泽东写信表达了困惑。毛泽东在复信中表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从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阐述。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逐步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它是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全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战争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统一战线旗帜的号召下，海内外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筑起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