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

朱文通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直隶乐亭（今属河北）人。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一生的奋斗历程，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紧密相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历史紧密相连。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他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即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的探索和贡献，尤其值得关注。

全面、系统、科学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李大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李大钊在中国最早全面、系统、科学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创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爆发后不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活动和各种新闻消息，作为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潮和新动态之一，就已经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断断续续地传到国内各地。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持续的论战中，1905年-1907年、1911年-1913年国内先后掀起传播“社会主义思潮”即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两次高潮。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学习期间，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第二次传播高潮的影响，1912年他通过无政府主义者的鼓吹和宣传，开始接触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初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对立的社会制度。1914年初，李大钊赴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通过空想社会主义者安部矶雄教授又进一步接触到基督教社会主义等学说。

在民国初年的中西文化论战中，在反对“二十一条”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等一系列斗争中，李大钊一方面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认真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痛彻心扉地反思为什么会一再出现复辟帝制的现象，先后撰写《民彝与政治》、《孔子与宪法》等文章，坚决反对并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同时，李大钊又逐渐肃清了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彻底摒弃了对有名无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在进化论、天赋人权学说和三权分立学说先后破产之际，苦苦寻觅救国救民道路的李大钊，恰好在这时迎来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在此前对俄国二月革命、第二国际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李大钊迅速地接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热潮中，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文章，陆续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等社团组织，和一大批进步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后迅速地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高潮，并促使新文化运动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李大钊最早在中国系统全面科学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创建中国共产党，并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我们并不否认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外曾经有一些学者不顾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否认李大钊是中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第一人的历史功绩。我们认为，知识分子和有志之士在探索中国出路的过程中，支离破碎地介绍空想社会主义的只言片语，虽然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其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根本无法和李大钊全面、系统、科学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道路同日而语。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可贵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芽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工作。通过认真、深入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他先后撰写并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名文章。与此同时，李大钊还到处发表演讲，特别是在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课堂上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专题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真理。李大钊指出：“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不可避免；“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是历史的命令”，“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绕日之一样确实”。我们要“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要“与时俱化”，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和“导星”。不仅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而“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而且还为中国社会发展初步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李大钊运用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并分析中国革命斗争的现状和形势，认为中国将来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兴盛起来，而要实现社会主义，就要发动“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李大钊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积极探索，身体力行，不断研究新问题。他继承并超越了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思想，他认为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一方面号召并亲自带领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村、工矿去，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党团组织，开展工农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等；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为指导，深入细致地研究探讨亟须解决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比如如何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如何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如何改造农民武装、如何在冯玉祥国民军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并进一步发动冯玉祥国民军策应北伐战争等。这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特别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李大钊通过知行合一等多条途径，将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杰出代表。他们深受儒家学说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熏陶，面对国家沉沦和民族危亡，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家国情怀出发，以天下为己任，奋不顾身地投身救国救民的伟业，进而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以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之奋斗终生。李大钊为什么能够率先在中国选择并传播马克思主义，说到底这是李大钊自幼长期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必然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中国人的生存体验、生命情感和人生态度，中华儿女只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安心立命，开创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这一思想和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契合，因而容易被国人接受和传播。当然，更关键的还是李大钊经过多年的艰难探索，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是救国救民的锐利思想武器。在从“家天下”到以“天下为公”的历史巨变中，李大钊率先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是惟一能够代替儒家治国理政学说的科学指南。

　　纵观李大钊光辉而又短暂的一生，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原理几乎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李大钊素所秉承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在崇高的革命事业中终于有所附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李大钊用青春、鲜血和生命，探索出了一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崭新道路，并逐渐深入地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他不仅为中华儿女“立德”，而且还为国家和民族、为党和人民“立功”、“立言”。章士钊认为李大钊“才不如识，识不如德”，庶几就是说李大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的一位“圣人”；而在新文化中，他又是承前启后的引路人，“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正是在李大钊的率领下，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断地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终于取得革命胜利。事实证明，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李大钊不仅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且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

党史故事

党的地下联络站：天津城市工人俱乐部——

这里的斗争写就血色篇章

南京路上车流如水，滨江道上游人如织，就在这繁华与现代交汇的路口，有一座名为乐宾百货的现代化商厦，每天开门纳客，迎来送往。尽管这座商厦建成经营至今不过十四五年，但提起乐宾百货，天津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乐宾百货商厦崛起之前，这里是滨江道普爱里，一片二层砖木结构里弄住宅。95年前，中共天津地下党的联络机关──天津城市工人俱乐部就隐匿在这片灰色砖墙的小楼里。革命先辈们不畏白色恐怖，冒着血雨腥风，付出了艰苦而卓绝的努力。天津城市工人俱乐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关乎革命进程的历史事件。

■追循革命先辈的事迹

天津城市工人俱乐部遗址位于长春道293号普爱里72号。原建筑早已不存在，如今资料照片也很寥寥，存世的照片画面不全，也不甚清晰。这里曾经的斗争，哪一场不是血色做底，就如同长河里晕散开去的一朵墨迹，细节已经消散在跌宕的历史风云里。但是，我们仍旧有必要循着不多的线索，期望收获我党早期革命者们多一些，再多一些的红色信息。

■天津城市工人俱乐部建立

1926年3月，国民军撤出天津后，奉系军阀卷土重来，对天津革命运动施行疯狂报复，到处搜捕“赤化党”人。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共天津地委决定，将已公开暴露的人员撤离天津。中共北方区委派粟泽、靳子涛(金城)、傅懋恭(彭真)等一批骨干到天津继续开展工作，并调整了中共天津地委领导机构。此后，天津工人运动重新兴起，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26年底，在普爱里72号(现长春道293号)建立的天津城市工人俱乐部既是地下党的联络机关，又是天津总工会的重建。

■革命者遭租界巡捕逮捕

1927年1月21日，中共天津地委在城市工人俱乐部召开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的会议。就在大部分与会者陆续进入会场时，法租界工部局的便衣特务根据密报在会场周围设下暗哨。傅懋恭进入会场后，即刻命住机关的张贵祥以买早点的名义外出查看。张贵祥刚走到胡同口就遭到了逮捕。此时，普爱里周围早已布满了便衣特务，将出来寻找张贵祥的人逐一抓捕。当参加会议的人发现情况有变准备转移时，大批特务冲入室内，对全楼进行了搜查。由于没查到证据，即以“聚众滋事”为名逮捕了全部与会人员，其中有傅懋恭、粟泽、邢克让、李志新、阐家骆、薛世伍、李铁军、阎瑞生、秦茂轩、吴雨铭、陶卓然、李凤岐、王润芝等30余名天津地委和团组织负责人。因故未到会的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等少数同志侥幸躲过搜捕。所有被捕人员全部被押解到法租界工部局西开分局(现陕西路147号)。由于被捕同志都使用假名字，没有暴露真实身份，法租界工部局经过简单审问后，分别收监关押。

■天津地委积极营救成功

在狱中，大家积极做着应变的准备。组织部长粟泽懂得法语，他从法国人的谈话中分析出，法国工部局并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一是若加以各方面的压力， 或许能予以释放；二是，若被引渡给反动当局，局面就复杂了。因此他决定，在法国工部局，大家要随机而动。粟泽提出，一旦被反动当局引渡，大家就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以最小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在关键时刻，舍小我顾大局的革命者高风亮节，令人感动。与会同志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地委书记李季达等立即组织营救。为防止法国工部局把被捕同志引渡给反动当局，他们首先通过新闻界的关系把事件真相公布于社会，又通过统战关系，通过翻译周新如找到并用重金聘请外国律师爱温斯为此案辩护。爱温斯接受聘请以后，立即赶往法国工部局西开分局进行交涉。经过交涉，法国工部局态度有所缓和，但是仍旧不让步，借口聚众滋事拒绝释放被捕人员。为此，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连夜行动，通过上层知名人士向法国工部局疏通关系，最后迫使法国领事做出让步，使全体被捕人员在被关押一天一夜后获释。                                                                       （来源：天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