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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4万余青年知识分子怀揣理想——奔赴延安

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两张1943年七贤庄一号院和七号院的房捐收据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的目光。

“房捐也就是房地产税，新中国成立前，房屋所有人在出租房屋时必须按房租的一定比率向市政处缴纳房捐。”文物捐赠者、西安市红色文物收藏家雷晴波先生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租用了陕西革命家成柏仁位于西七路的七贤庄，设立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今年88岁的雷晴波老人捐赠的收据，正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七贤庄，从牙科诊所到抗日前哨

建于西安明城墙内的七贤庄，唐时属东宫外永昌坊。民国初年，这里曾是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后被银行资本家用于房地产开发。1936年，十座由西向东、南北走向的工字形庭院建筑群在这里落成。借《晋书》中的“竹林七贤”而得名，由当时的文化名人成柏仁题书“七贤庄”镶嵌于庄首。

站在“八办”纪念馆外，门边悬挂着的每一块牌匾，都被岁月刻下了斑驳的痕迹。其中有一块青铜色的匾额，上书“冯海伯诊所”几个大字。

1935年，红军一方面军到达陕北，频繁而激烈的战斗、恶劣的生存环境，让许多士兵饱受伤病折磨。为解决医药用品和医疗器械不足的问题，周恩来授意中共驻东北军党代表刘鼎，以200块银元的押金租下了七贤庄一号院，建起了由德国牙医冯海伯经营的牙科诊所，其真实用途，是为延安采买、转运医疗器械和通信器材的一座秘密交通站。

“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七贤庄一号院的门口，正式挂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随后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至此，“八办”成为我党我军设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公开的办事机构，也成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堡垒，以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哨。

斯诺，震动世界的《西行漫记》

“当时很多进步青年通过‘八办’前往延安。”雷晴波老人说。著名外交家黄华则是最先奔赴延安的青年之一。1936年6月，黄华在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人之一。入党后，他立即萌生了去陕北参加红军的念头。恰好这时，燕京大学的讲师埃德加·斯诺邀请他同行去陕北采访、当翻译，黄华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1936年6月，从北京赶到西安后，黄华在刘鼎的协助下经过两天的路程，换上东北军制服，突破种种盘查，赶到延安与斯诺重逢。

斯诺的这次延安之行最大的成果，就是写出了震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辉煌历程和毛泽东同志的传奇经历。这本书其中就有黄华的功劳，特别是后来随斯诺到前线去采访，黄华每天把斯诺的英文初稿翻译成中文，请信使带回延安请毛泽东同志过目。但是因为当时黄华到了苏区后即下决心不再离去，于是他叮嘱斯诺写文章、写书都不要用他的名字和照片，所以斯诺的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再版时才提到黄华的参与。

燃烧着希望，接受洗礼

走进七贤庄七号院，东边和南边的屋子分别为男女生宿舍，宿舍里大通铺上铺着白色的床单，一排能睡六七个人。雷晴波老人捐赠的七号院房捐收据正挂在宿舍门口。房捐收据大约有便签纸的两倍大小，纸张已经发黄。在“房主姓名”一栏里，写着“八路军”三个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来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要求奔赴延安。为了更好地完成青年们的接待和分配任务，1938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租用七贤庄的七号院，组织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安吴青训班等学校成立“联合招生委员会”，为中国共产党输送“新鲜血液”。

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是抗日干部培训学校集中的地方，有抗日军政大学、 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经常有学员毕业，调到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去战斗。敌后的干部，也不断调回这里学习。

抗战时期，这些奔赴延安的青年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诗人何其芳描述：“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据任弼时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是什么吸引这么多人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

摄影家吴印咸的答案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丁玲的答案是“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延安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张建儒说，青年知识分子在延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有的奔赴抗日前线奋勇杀敌，有的以笔为枪，创作出无数鼓舞人心的文学艺术作品。他们心怀理想，为全民族抗战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来源：人民日报）

党史撷英

延安整风时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

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员干部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对自身的错误思想和缺点进行深刻反思，净化思想灵魂、提升党性修养。其做法经验对继承和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仍有现实意义。

学习文件以提高思想认识。延安整风时期，党中央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的文件材料。1942年4月6日《解放日报》社论提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首要工作是把中央的文件多读几遍，多想几遍，要虚心学习，敢于认识自己，清算自己，要有决心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人生观武装自己。组织学习中央指定的文件材料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前提条件和关键环节。《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规定：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

毛泽东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他亲自审定和编辑的。中央党校第一期整风学习中，党校一部的全体学员一遍接着一遍地读文件，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思考和讨论。并且结合个人学习与集体讨论这两种方式，自由组织讨论会、交流会，随处可见党员干部在讨论问题。如果有难以理解的地方，还可以在支部讨论。《解放日报》刊发了很多中央党校党员干部关于精读文件的文章。全体党员干部在认真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将自己的思想与党的历史、个人实际情况、实际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确保批评和自我批评取得扎实效果。

领导干部带头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延安整风时期，党中央提出，领导干部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对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树立了好榜样。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探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在全党要进行一次思想的革命，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当众作自我批评，他指出土地革命后期的工作是路线错误，作为当时的负责人，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且自己具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过去对这一点的认识并不深刻。任弼时也在会议上检讨自己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提出当年在南雄召开的会议上对毛泽东认为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是很认可。并指出当时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反对所谓的“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党的领导干部带头进行自我批评，是全党范围内实现批评和自我批评成功开展的关键所在。

联系实际进行自我检查反省。要揭露党员干部自身缺点和问题，就需要其联系实际积极开展自我检查和自我反省。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反省的过程，就是自我批评的过程。陈云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一个郑重的党。考察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的标志之一，就是看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采取什么态度。如果他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敢于研究并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那他就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要善于作自我批评，就要联系我们党的历史、路线与政策，也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实际工作，进行自我检查与反省。1942年12月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要求每位同志必须对自己进行检查，做到三点：一是检查过去的工作，二是检查现在的工作，三是检查自己写过的作品或文件。比如，在工作方法上是否有“老一套”“打官腔”的现象；在笔记和发表文章中是否有言之无物、空洞抽象的问题，等等。

党中央要求党员干部，在前期学习文件的基础上，联系个人实际情况，写具有自我批评性质的个人反省笔记，并建立了抽查阅读党员干部笔记的制度。写反省笔记是整风时期开展自我批评的重要方法。张闻天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联系实际进行深刻地自我反省，指出遵义会议后“这个特殊的顺利环境，使我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到自己的严重错误。”只有联系实际，不断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反省，才能够真正发现和认识到自身的错误，自我批评才可以收到明显的效果。

发挥报纸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我们党的报纸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平台。毛泽东指出：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他亲自领导了《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并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标语。他指出，我们的报纸是党和人民的报纸，要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报纸批评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真正发挥报纸的批评作用。

1945年5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米脂生产领导须加强，县级干部不重视春耕》一文，中共西北局就此事给各级党委发出《发扬正确的自我批评》指示，并在《解放日报》刊登，指出“此文所指出的缺点，不仅存在于米脂县的个别干部中，而且在其他地区不少干部中亦严重存在。因此，希望各级党委注意研究，并以此作为在职干部学习的材料，具体检讨各地所属工作中的类似缺点，发扬正确的批评自我批评，以达教育干部、改进工作之目的。”在报纸上公开地开展批评，有利于党员干部及时发现和改正自身问题，不断改进工作，以及更好地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来源：学习时报）

党史撷英

范子侠临城巧设伏击战

抗战全面爆发后，范子侠在行唐、新乐一带组织抗日义勇军，积极抗日。1938年春，范子侠自改番号为冀察游击第二师，率部由河北行唐南下，转战冀西、豫北一带。他以骁勇善战著称，能双手打枪。范子侠为人正直，性情豪放，虽系旧军人出身，但丝毫未沾旧军人恶习。1939年秋，在八路军总部和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关怀下，范子侠部队被编为一二九师平汉抗日游击纵队，范子侠任司令员，并于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范子侠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十旅旅长，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冀西反“十一路围攻”、黄崖洞保卫战等战斗。其间，他率部作战英勇顽强，多次负伤。

1942年，范子侠兼任八路军太行军区第六分区司令员，他随即率领部队转战冀西山区，持续打击敌人。2月的一天，范子侠在得知敌人一个武器运送车队准备开进临城县城后，立即率领一个营的指战员于夜间悄悄埋伏在临城县城与古鲁营村之间的北盘石村岗坡上，准备消灭这股敌人。

清晨，日伪军乘卡车和摩托车满载军用物资渐渐进入伏击圈，后面还有敌人伪军骑兵约两个连殿后。范子侠从望远镜看得一清二楚，他靠前指挥，传令各连连长放过前方“开道”的敌人摩托车，在敌人卡车驶入伏击圈后再行攻击。见卡车车队全部钻进伏击圈，范子侠发出战斗指令。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战士们扔出手榴弹，并用步枪、机枪一起射向敌人。敌人卡车轮胎相继被击中，抛锚在路上。乘敌人纷纷跳车逃命之际，范子侠命指战员迅速发起冲锋。战士们一阵猛打，很快把押车的日军消灭干净。敌人前卫部队听到身后枪声大作马上掉头回来增援，却不防范子侠为他们另设了一个伏击圈。在八路军战士的枪炮声中，这伙敌人被全部消灭。敌殿后骑兵本想上前接应，遭到八路军的顽强阻击，见前面日军车队已遭歼灭，伪军无心恋战，遗尸数具后逃走，战士们缴获洋马4匹。

此次战斗，范子侠率领战士们一举击毙押车数十名敌人，击毁敌人卡车、摩托车各数辆，缴获机枪、步枪数十支，迫击炮3门、手榴弹5箱、子弹数千发、食品数十箱。

内丘、临城县城日军闻讯后，慌忙调集救援部队赶往北盘石村。范子侠闻讯后派出阻击部队和敌激战，掩护军民抢运敌人的弹药物资，在打死打伤敌人数十人后，范子侠率部护送缴获物资安全转移。

1942年2月12日，范子侠在河北沙河县反“扫荡”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享年34岁。（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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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在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针对某些国家针对中国、制造矛盾的行径，为推动会议顺利进行、增强与会国的团结、表明中国的立场而提出的一项基本方针。求同存异，意思就是要寻求大家的共同利益，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在会议上，周恩来用此句来表明亚非国家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基础是“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存在，并不妨碍亚非国家的团结，大家应该抛开分歧、搁置争议，为了共同利益而加强合作。“求同存异”的方针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国家代表的支持和拥护，缓和了大会紧张的气氛，促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求同存异”从此也成为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一直倡导的方针。

                                                  （来源：百年党史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