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解放：军事攻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范例

　　平津战役中，我党我军将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相结合，巧妙地将打与谈结合起来，于1949年1月31日接管北平防务，创造了著名的“北平方式”，保护了北平城内市民的生命财产，完整保存了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和平解放北平，主要取决于我党我军实行了正确的战略方针、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有力的政治斗争。

围而不打、隔而不围

　　1948年11月初，在辽沈战役势如破竹的局面震撼下，分布在以天津、北平为中心地区的国民党华北“剿总”4个兵团12个军已成惊弓之鸟。为了就地歼灭华北国民党军队，中央军委决定趁敌人尚未最后下定逃跑决心之前，对其实施出其不意的“围而不打、隔而不围”战略部署，以便隐蔽地展开战役意图。

　　诱敌驰援，围而不打。为防止傅作义集团向西或向南运动转移，包围并将其主力牵制在华北战场而不贸然南下；同时，如果傅作义部队在决战中失利，可能会为保存实力而加入中原、华东战场，从而影响我军将其歼灭于华北地区的战略意图。基于此，1948年11月25日，我华北军区第3兵团由集宁地区东进，29日向张家口地区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相继占领柴沟堡、万全、沙岭子等地，形成对张家口包围之势。傅作义急令在北平的第35军等部队驰援张家口，后被我华北军区第2兵团包围在新保安，切断了敌人西窜绥远的道路，实现了中央军委“围而不打”的战略意图。

　　孤立敌军，隔而不围。为阻断新保安、天津、北平等一线傅作义各部的联系，使傅作义难以统一指挥几十万大军，有利于阻击傅作义部队南下并各个击破，对孤立之敌策动起义，我东北野战军部分主力昼伏夜行，秘密入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平津、塘沽之间，切断了北平、天津、塘沽敌人之间的联系，关闭了敌人海上南逃的大门，实现了中央军委“隔而不围”的战略意图。至此，敌军被围困于平、津、塘、新、张五个据点，其首尾不能相顾，南逃无路，西遁不成，为我军各个歼灭傅作义集团、进而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先打两头、后取中间

　　从1948年12月21日开始，我军开始对华北国民党军队发起作战。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心和部署，决定对傅作义在平津地区国民党军队部署的“一字长蛇阵”实施“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方针，使傅作义在军事上彻底丢掉幻想，让北平成为军事围困的孤城。

　　歼敌主力，断敌西窜。首先歼灭新保安、张家口两个据点之敌。歼灭傅作义王牌第35军的新保安战役是平津战役的第一仗。1948年12月22日晨，我华北军区第2兵团与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的一个炮兵团，向新保安发起总攻，经10小时激战，全歼第35军军部及2个师，军长郭景云自杀。23日，我华北军区第3兵团及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对从张家口仓皇向北突围、企图撤回绥远的敌第11兵团共7个师（旅）5.4万余人，实施堵击、追击，于24日16时分割围歼于张家口东北地区，收复张家口。

　　强攻天津，断敌军援。为进一步孤立北平，动摇傅作义固守信心，中央军委命令我东北野战军一部及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严密包围北平的同时，以东北野战军主力积极准备攻取天津。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自恃“大天津堡垒化”，企图负隅顽抗。我东北野战军调集5个纵队和2个师，共计34万人，由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统一指挥，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分割后围歼的战法，经过29个小时激战，歼敌守军第62、第86军等部10个师及地方部队共13万余人，俘虏指挥官陈长捷，解放天津。这时，据守塘沽的5万敌人见大势已去，仓皇乘船南逃，我军追歼其后尾3000余人，解放塘沽。至此，使傅作义在军事上彻底失去负隅顽抗坚守北平的筹码。

以打促谈、攻心为上

　　天津解放后，北平国民党守军25万人陷入了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使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免于战火摧残，以及城内200多万市民免遭生灵涂炭，中共中央在积极指挥军事作战的同时，不断加强政治攻势，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

　　巧设战局，以打促谈。平津战役开战之前，傅作义派出非正式代表试探中共态度，企图暂缓我方军事行动。于是，我方充分利用他举棋不定的时机，我方部署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迅速分割包围敌人，使其完全陷入被动。在这种形势下，傅作义不得已派出正式代表与我军举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这次谈判，傅作义提出解放军停止攻击，撤围新保安。而我军代表则强调一切谈判条件以国民党军队解除武装为前提。首次谈判，双方条件相差太远，没有取得成果。针对傅作义仍然自视甚高、幻想保留其军队的想法，为了敦促他早下决心，中央军委及时做出包围平津而不打，集中力量斩断其“西翼”的决策。先后解放新保安和张家口，将其主力大部歼灭。傅作义在战场上连吃败仗，不得不回到谈判桌前来，与解放军进行第二次正式谈判。这次谈判双方基本达成了共识：傅作义军队调出北平、天津两城，用整编的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特别注明：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期限。但傅作义迟迟没有答复，希望凭借天津的坚固城防拖延时间，增加和谈的筹码。为了彻底粉碎傅作义的幻想，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向天津发起猛攻，只用了29个小时，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防线灰飞烟灭，使北平完全陷入孤立。我军强有力的军事攻势，对推进和平谈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双方很快签署了和平改编的协议。

　　攻心为上，力促和谈。在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整个过程中，北平地下党做了很多努力，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影响傅作义，不停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促其和谈。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把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派往北平，一方面照料傅作义的生活，一方面做父亲的思想工作。特别是在傅作义派出代表与解放军开始谈判后，傅冬菊每天都把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汇报给党组织，使党组织能及时掌握傅作义的思想动态，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除此之外，毛泽东对于和平协议的内容也反复斟酌，强调傅作义是为了保全文化古都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战火蹂躏而进行改编，既不是战败，也不意味着对蒋介石的“背叛”。这充分尊重了傅作义的感情，有力推动和平解放的迅速实现。

　　毛泽东把北平的和平解放称作“北平方式”。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巨大而深远，为当时尚待解放的湖南、新疆、云南等地提供了范例，大大促进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来源：学习时报）

四渡赤水：出奇制胜的典范

      1935年初，蒋介石调集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川、黔、滇等省军阀部队达数十万人马，企图把3万多红军一举歼灭。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计划率红军从遵义地区出发，在泸州至宜宾段北渡长江。1月19日起，红军兵分三路向土城方向开进，一幕战争史上的精彩大戏悄然拉开帷幕，这正是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此役，红军以弱胜强、出奇制胜，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军事遗产。

一渡赤水，顺势之奇

　　1935年1月29日拂晓前，红军主力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计划北渡长江，川军当即以8个旅的兵力分路向我追截，并以4个旅封锁长江，堵住红军北进之路。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军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军3个旅向毕节、镇雄急进，妄图围截红军。前有敌军沿岸设防，后有追兵就在路上。面对危急战况，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一渡赤水剑指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川黔滇三省边界地区扎西，暂缓北渡长江。旨在保存军力，待机歼敌或机动。

　　尽管遭遇了困局危局，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镇定自若、顺势决策，跳出了思维的困囿，适时改变既定计划。既能把握有利战机，使得红军按建制顺利脱离敌人，又能细研敌我优劣，快速拟制出最有利的方案，不断争取战场上的主动。

二渡赤水，逆思之奇

　　红军集结扎西之后，国民党军判断我行动方向仍然是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故其调集主力，妄图围歼我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毛泽东同志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敌人对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位于黔北的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遂决定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觉，逆向而行、挥师东进，乘敌之虚再返贵州。

　　2月11日，面对敌军进击扎西的威胁，毛泽东同志出敌不意地指挥红军挥戈东向，重入贵州。贵州军阀王家烈闻讯，急忙调兵向赤水河急进，企图堵击我军东渡。我先头部队于18日快敌一步赶到赤水河东岸，在二郎滩背水迎战，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18日至21日，我军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把身后追击的川军等敌甩开，使其堵击、合围我军的企图落空。渡过赤水河后，我军兼程疾进，乘桐梓、遵义地区守敌兵力薄弱之际，发起了遵义之战。24日占领桐梓，25日一举突破地形险峻的娄山关，28日再占遵义。

　　遵义之战的胜利，体现了逆向思维的优势。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作战不同于人类其他领域的活动，许多情境下并没有可以遵循的先例，只有出奇、创新方能制胜。利用逆向思维筹划作战，能够破除固定呆板的定式思维、正向思维等带来的弊端，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面对国民党军精心构筑的包围圈，毛泽东同志并非执着于北渡长江，而是用逆向思维换个角度分析出敌之薄弱环节，不进反退，赢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三渡赤水，谋势之奇

　　我军获得遵义大捷后，蒋介石急忙飞到重庆“督战”，并把进攻中央红军根据地的堡垒政策又搬了出来，妄图以堡垒主义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压迫我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为此，蒋还电令：“川黔各军不得擅自进退。”毛泽东同志洞察秋毫、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佯装进攻，以诱使更多敌人前来围集，为摆脱敌人埋下了伏笔。

　　3月5日起，红军以一部兵力依托桐梓、遵义之线的有利地形，吸引川军向东，而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腊坎、长干山等地区寻求歼敌之机。当敌重新逼近时，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在运动中寻求歼敌机会，毛泽东同志率红军于3月16日突然经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佯作北渡长江姿态。蒋介石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川、黔、湘等省军阀部队及中央军向我发起追击，又调滇军从毕节截击，企图再次对我形成包围圈。

　　整个战役中，国民党军的威胁时刻存在，一个3万多，一个超过40万，一个缺少补给，一个齐装满员，红军较之于国民党军力量悬殊极大。毛泽东同志积极谋划营造态势，指挥红军通过持续运动的方式，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或声东击西、或释放烟幕、或派出佯兵，不断地制造出虚假状况，并利用电台适时掌握敌情变化，让红军知己知彼，让敌军陷入重重迷雾，无法摸清红军的真实态势，再度赢得主动。

四渡赤水，调敌之奇

　　三渡赤水后，我军再次进入川南，敌仍然判断我要北渡长江，各路敌军再向川南进击。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决定乘敌不备，折而向东，并以一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佯攻古蔺等地，诱敌向西。此时此刻，各路国民党军抓紧时间汇聚，准备在古蔺等地包围红军，却不料我军已秘密神速行动，回师东进。红军于3月21日晚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等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调头南下，恰好与北上之敌相背而行，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敌封锁线，31日南渡乌江，兵指贵阳，把追敌远远甩在身后。

　　作战决策，不仅需要主动谋划营造态势，更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调动敌人，让敌之态势利于我行动。红军在川南渡江受阻后，可谓是进退两难，前面是川军在泸州、宜宾一线布置的“铁板阵”，后面是国民党中央军、黔军、滇军等布置的“口袋阵”。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充分把握敌我态势变化、川黔滇战场环境实情，既不冒险北渡长江，也不消极后退，而是因势利导，把敌人调动到己方设想的位置，如同四两拨千斤般，在进退两难中找出了最为适宜的道路。（来源：解放军报）